前几天在中国评剧大剧院看完《正红旗下》出来，打出租车回家。北京的司机爱跟乘客唠嗑可能世界闻名。这次唠的不是政治局开会，而是看的什么剧。我说是老舍小说改编的曲剧，因为老舍诞生110周年了。这司机搭茬就说起
我自己接近老舍的历史，也与接近这个城市相始终。没在北京定居之前，我只读过《骆驼祥子》，看过电影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，通过《养花》、《想北平》这些零星散文，懂得了北京人爱花的习惯，老城墙上会长红酸枣，坐在积水潭这个说不上有多大多小的湖边，可以整天在那里看蝌蚪或蜻蜓，不嫌烦。可是，都无实感来支持老舍给我的这点北京印象。只是住到了这儿，这才有可能如醉如痴地观看“人艺”原班阵容的《茶馆》演出，经过反复阅读剧本来咀嚼老北京的味道；这才有机会由舒乙领着去看老舍的出生地小杨家（小羊圈）胡同，后来又变成引了中外友人去看小杨家（小羊圈）胡同；才在灯市西口丰富胡同的老舍故居改造前，多次去寻“丹柿小院”的真迹，去觅那满院的花事；才为了老舍生平展览去西直门“国招”向《四世同堂》电视剧摄制组索要正在拍的剧照。现今，我只要走到北京西北角的护国寺、新街口一带，就会自然觉得与别处不同，异样地亲切起来。
如果要用一句话回答“老舍的意义”，我肯定会毫不迟疑地说，那是老舍和北京市民（主要是底层市民）血浓于水的联系。
可以列数他的许多“意义”。比如他对确立现代长篇小说的贡献，比如他对都市的表现和想象，对北京文化的传承，他的平民幽默、风俗讽刺的独创性，文学语言克服“新文学腔”而使“五四”白话接近大众获得新生命等等。但是这里的哪一项，可以脱离掉“北京市民”这个总项呢？都市，严格来讲是市民社会的都市，在老舍这里就是北京市民社会，而不是上海市民社会，也不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市民社会。文化是市民的文化，幽默是市民的幽默，语言是市民的语言，什么都是经过市民这一“中介”而实现的。假如撇开了“市民”来谈老舍，无疑是隔着锅台上炕。
老舍对于老中国北京下层市民真是再熟悉不过了。曲剧《正红旗下》的第一幕，把原小说的大部分人物、场面都集中到晚清“老舍出生”、“旗人过年”来表现。这是中国年，火火爆爆的。好看，赏心悦目，是艺术化的大众的狂欢节日。讲究礼节、客套、上下尊卑长幼。贫穷到东赊西借了，也要体体面面撑着。热闹背后，大群懵懂、善良而吃牢铁杆庄稼的人，和少数自立谋生或揭竿反抗的先觉者的对照，透出庞然大物的封建王朝气数已尽。我们看其他老舍的作品，民国以后，存活的仍然是保守而可爱的老市民人物鲜活的形象，他可没少批评他们。《二马》的老马先生，《离婚》的张大哥，《四世同堂》中的祁老人：因循，要脸，知足，萎缩，退婴，中庸，随遇而安。《离婚》里的“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。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”。这个张大哥一生只做两件事：“作媒人”撮合婚姻；“反对离婚”，让天下人都尽量凑合活着。因为“生命只是妥协、敷衍，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”（《离婚》）这是老派市民的生活哲学。但他们的为人多么可爱、真诚。到了民族危亡的抗战，在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里，老舍给我们叙述了一个农场的故事，问我们：是靠老市民的人情关系来办农场，还是靠本事、靠农业技术来办农场？就像放置在国家面前的一个严肃话题，任你选择。仿佛告诉你，选对了就兴国，选错了就亡国似的。
正派的贫苦市民，后来越来越多地成为老舍小说的主体。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月牙儿》里面的拉车的、卖身的、干杂活的，《四世同堂》里祁家长孙媳妇韵梅为代表的自重、自尊的市民女性，《我的一辈子》里的巡警们：市民的悲剧每日都以喜剧的形式在上场出演。这就像改编后的曲剧《正红旗下》的第二幕，把老舍父母的家庭的贫苦作一抒情展示。舒母把铜钱放在桌上算生活开支账目，既要正派地先还欠钱，又要顾一家几口的油盐柴米的那段唱词，是设计得很好的。从自己家庭的贫苦，可推及大众的贫苦，老舍在日后母亲的家教下，与广大市民心心相通。其中巡警人物的写法，最能体现他的与市民同体的本色。巡警在旧时虽然维持的是旧社会的秩序，但从事底层巡警的大部都是贫穷的市民子弟。他们在派苛捐、收杂税、勒索百姓的同时，很多人还保护过街坊儿，同情更加孤苦无援者，做着好事，还无时不受上级的欺压。他们本身就是下层市民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理解巡警，需要的老百姓的眼光，需要普通市民的立场。可见老舍已经具备了这种市民性的眼光和立场了。
至于老舍对“新派”、“洋派”市民的嘲笑，也是贯串他所有创作的。他离他们比较远，只能给他们画漫画，涂上白脸。这是写趋时的市民。曲剧《正红旗下》里有不辨教义、单为取利的“教民”出现。在其他老舍作品里，也有《牺牲》里的洋博士，《新韩穆烈德》、《猫城记》里不足取的时髦知识青年等。他们的文化处境，按照老舍的说法是，“新旧的东西都混合在一处，老的不肯丢掉，新的也渐次被容纳。这点调和的精神仿佛显出一点民族的弱点”（《选民》）。除了讽刺新时髦，完全循着旧路子走的青年也遭他讽刺。青年市民一代可以在老中国环境里毁灭自己的理想和人性，《牛天赐传》里年轻的牛天赐在一个封建商绅结合的颓败市民家庭中被养育成“废物”，一个“竹筒儿”，空的，就是见证。总之，面对盲目政治投机型、工商实利型的青年市民他觉得难过，比老一代市民的守旧更容易引起他的感慨和激动。
而他自己虽然成长于“五四”之后，也出国开过眼界，懂得世界的事情，却归根结底，具有入世以来自然形成的市民性情、气质、品格。可以经过他的传记材料、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，了解到这一点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老舍再穿上西装，手执“司的克”（他用手杖是因腿有关节炎症），他还是一副本分、诚心、有礼、和悦、义气、讲理的样子。他本人继承的正派市民的精神，和他的人物相贯通。他的融于市民，高于市民，自然是无须多少文字来证明的。
曲剧《正红旗下》演到第三幕，也就是最后一幕，是老舍父亲这个正派本分的守护北京城门的旗兵之死。据老舍自述：“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，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。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，任务是保卫皇城。联军攻入了地安门，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。”（《吐了一口气》）那年是1900年。剧中就演绎了这么一段，但没有加很多花哨的枝节。最后一刻见到老舍父亲的就是舅舅家多才多艺、且主张旗人自立谋生的二哥福海。福海的形象是并未完成的《正红旗下》原著中给人最大好感的形象。现在的剧里，他和老舍父亲两个人似乎融合了。最后老舍父亲脱下布袜子交给福海，在生活里都是事实。只是闭幕前一再让福海“跪安”的那一声，真是惨极，也算是虚构的老舍式的幽默吧。戏由开场是老舍之生，到闭幕老舍父亲之死，完成了普通市民生生死死的过程。
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们奢谈自己是“农民之子”，谈起来已是一派壮志豪情。于是，“市贫”的成分变成了一个暧昧的符号，不是出身小商小贩，就是小店员小职员小市民，因为已经从“市民”里剔除了资本家，也剔除了工人。没有人会说自己是“市民之子”。而老舍就是地地道道的“市民之子”，而且是下层市民的优秀儿子。不是吗？他可以为“市民”正名。
